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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范蠡
公元450年，北魏首都平城的南门缓缓驶出一辆囚车，一队北魏士兵正押送囚车里的犯人前往南郊处以极刑。这些北魏士兵显然对囚车里的人犯没什么好感，不断的咒骂侮辱，有的往囚车里吐唾沫，有的甚至站在囚车上往那个犯人身上撒尿。
再看这名人犯，身材瘦小，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嘴角兀自还留着一丝血迹。在众人的侮辱中，这个人一声不吭，双目紧闭，默默承受这一切。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北魏帝国的司徒大人，皇帝拓跋焘的智囊，著名的星象大师崔浩，崔伯渊。
为北魏帝国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的崔浩怎么沦落到如此地步？事情还要从拓跋焘修《国记》说起。
但凡成功人士，总喜欢写个回忆录，修个家谱，以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皇帝拓跋焘当然不能免俗，诏令司徒崔浩兼任撰写本国历史《国记》的总编辑。由于拓跋焘自己有着赫赫武功，所以告诉崔浩，“一定要按事实撰写！”崔浩不折不扣的遵照拓跋焘的意思编纂《国记》，并于公元450年大功告成。
看过前面章节的读者不难看出，拓跋家族的历史并不是和风细雨，里面充斥着阴谋、血腥和屠杀。有好事者、马屁精建议崔浩把修好的《国记》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神坛的东侧，供公众瞻仰，以宣扬编纂者秉笔直书的浩然正气。崔浩居然接受了。
这样的史书一问世，可以想见，必然会大大伤害鲜卑人民的民族感情。果然，这个事件引起大量鲜卑贵族的愤怒，纷纷上书弹劾崔浩。拓跋焘得知这个事件后大怒，勒令有关部门严查此事。
事件的结果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最后包括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家族，以及和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部被诛灭全族。其他关联人等只诛杀罪犯一人。
崔浩真的是因为修史而惨遭灭族的吗？当然不是，崔浩之死有着更为复杂，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崔浩和太子拓跋晃关系很差，早就想收拾崔浩。崔浩是个道教徒，和道士寇谦之私交很好，受崔浩影响，拓跋焘也喜爱寇谦之，并封他为国师。可是太子拓跋晃却是个忠实的佛教徒，其实拓跋晃信佛不是个别现象，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极为盛行，上至朝堂，下至民间，信佛之人如过江之鲫，南朝梁武帝萧衍还曾几次舍身佛寺。
可崔浩却对佛教一向有看法，说，“佛是外国的神，为什么我们要顶礼膜拜他？”崔浩和太子在宗教上的意见不同渐渐演变为对抗。
一次寇谦之奏请拓跋焘建造静轮宫，并且一定要造的很高，高到在静轮宫里听不到地面的鸡叫，这样才能和天上的天神相连。崔浩也极力劝说拓跋焘建造此宫殿。结果这项工程花费数以万计，几年都没完工。太子拓跋晃看不下去，说，“上天和世人道不同，谁高谁低已经确定，怎么可以相连，建造如此浩大工程，浪费民力财力，做这种没意义的事情太滑稽。如果一定要建这么高，不妨直接建到高山上，这样工程会容易些。”结果拓跋焘没有采纳太子的建议。
弗洛伊德说：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
崔浩就是这样，他经常向拓跋焘进言，说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全面消灭掉。在平定盖吴之乱时，拓跋焘来到长安的一座佛教寺院，和尚邀请拓跋焘的侍从将军们喝酒，结果侍从在和尚居住的房间里发现大量兵器。拓跋焘于是大怒，说，“这不是和尚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和叛贼串通，想谋逆作乱。于是命令士兵把全寺院的和尚都杀了。
查封寺院财产时，又发现酿酒工具以及州郡长官和富人们寄存在这里数以万计的东西，又发现和尚挖的地下密室用来藏匿妇女。于是崔浩上纲上线，劝说拓跋焘将世上所有和尚斩尽杀绝，毁掉各种佛经佛像。崔浩的做法太过极端，连国师寇谦之都看不下去，极力劝阻崔浩，崔浩不听。结果拓跋焘听从了崔浩的建议，首先杀掉长安城所有和尚，焚毁佛经和佛像，并下诏通令全国，按长安诛杀和尚的办法去做。
太子拓跋晃多次劝谏，但拓跋焘不听，太子只好拖延时间，缓缓把诏书下发，并通知远近寺庙的和尚，让他们得到消息，各自想办法脱身，许多和尚因此幸免于难，许多佛经佛像也因此保留下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佛”，“太武”就是拓跋焘的谥号。其实从君王角度，拓跋焘灭佛有利于把已经舍身寺院的人重新变为帝国人口加以管理和驱使；另一方面，通过灭佛运动，大量信徒捐献的“供养”又收归国家，这些资源都将被利用到国家建设以及对外征伐当中去。拓跋焘的做法可以理解。但这却大大伤害太子拓跋晃的宗教感情，拓跋晃对老爸敢怒不敢言，只有把怒气都指向崔浩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浩恃才凌主，树敌太多，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崔浩的悲剧上演还不只是和太子不和，下一章会和大家继续剖析崔浩之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