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静地干着一天的工作。不过脑海中时时隐约闪过我要离开桑菲尔德的理由，我不由自主地设计起广告，预测起新的工作来。这些想法，我没有必要去制止，它们也许会生根发芽，还可能结出果子来。
罗切斯特先生离家已经两周多了，这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信。
“是老爷写来的，”她后了看姓名地址说，“现在我想可以知道能不能盼他回来了。”
她在拆开封口仔细看信时，我继续喝我的咖啡（我们在吃早饭）。咖啡很热，我把脸上突然泛起的红晕看作是它的缘故。不过，我的手为什么抖个不停，为什么我情不自禁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虑了。
“嗨，有时候我总认为太冷清，现在可有机会够我们忙了，至少得忙一会儿”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仍然把信纸举着放在眼镜前面。
我没有立即提出要求解释，而是系好了阿黛勒碰巧松开的围涎，哄她又吃了个小面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满牛奶，随后淡然问道：“我猜想罗切斯特先生不会马上回来吧？”
“说真的，他要回来了——他说三天以后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
我不知道在里斯的贵人们有多少位同他一起来。他吩咐准备好最好的卧室，图书室与客厅都要清扫干净。我还要从米尔科特的乔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随便什么地方，再叫些厨工来。而且女士们都带女仆，男士们都带随从。这样我们满屋子都是人了。”费尔法克斯太太匆匆咽下早饭，急急忙忙去做准备工作了。
果然被她说中了，这三天确实够忙的。我本以为桑菲尔德的所有房子都纤尘不染，收拾得很好。但看来我错了，他们雇了三个女人来帮忙。擦呀，刷呀，冲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画拿下又挂上呀，擦拭镜子和枝形挂灯呀，在卧室生火呀，把床单和羽绒褥垫晾在炉边呀，这种情景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在一片忙乱之中，阿黛勒发了疯。准备接客，盼着他们到来，似乎使她欣喜若狂。她会让索菲娅把她称之为外衣的所有“ts”都查看一下，把那些“p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什么也不干，只不过在前房跳来奔去，在床架上窜上窜下，躺到床垫上和叠起的枕垫、枕头上，面对着熊熊炉火在烟窗里哗剥作响。她的功课已全给免掉，因为费尔法克斯太太拉我做了帮手。我整天呆在贮藏室，给她和厨师帮忙（或者说增添麻烦），学做牛奶蛋糊、乳酪饼和法国糕点，捆扎野味，装饰甜点心。
这批客人预计星期四下午到达，赶上六点钟吃晚饭。在等待期间我没有工夫去胡思乱想了。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样卖力、一样高兴——阿黛勒除外。不过我时时会感到扫兴，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测。那就是当我偶尔看到三楼楼梯的门慢悠悠地打开（近来常常锁着），格雷斯?普尔戴着整洁的帽子，系着围裙，揣着手帕，从那里经过时。
我瞧着她溜过走廊，穿着布拖鞋，脚步声减低到很轻很轻。我看见她往闹哄哄乱糟糟的卧房里瞧了一瞧，只不过说一两句话，也许是给打杂女工们交代恰当的清扫方法：如何擦炉栅，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炉架，要不如何从糊了墙纸的墙上把缎子取下。说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楼到厨房里走一次，来吃饭，在炉边有节制地吸一烟斗烟，随后就返回，带上一罐黑啤酒，在楼上阴暗的巢穴里独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她只有一小时同楼下别的佣人呆在一起，其余时间是在三层楼上某个橡木卧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过的。她坐在那里做着针线活——也许还兀自凄楚地大笑起来——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人作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习惯，或者似乎为此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论过她的地位或工作，没有人可怜她的孤独冷清。说真的我一次偶尔听到了莉娅和一个打杂女工之间关于格雷斯的一段对话，莉娅先是说了什么话，我没听清楚，而打杂女工回答道：“估计她的薪金很高。”
“是呀，”莉娅说，“但愿我的薪金也这么高。并不是说我的值得抱怨——在桑菲尔德谈不上吝啬，不过我拿的薪金才是普尔太太的五分之一。她还在存钱呢，一季度要去一次米尔科特的银行。我一点不怀疑她要是想走的话，积下的钱能够她自立了。不过我想她在这儿已经呆惯了，更何况她还不到四十岁，身强力壮，干什么都还行，放弃差事是太早些了。”
“我猜想她是个干活的好手，”打杂女工说。
“呵，——她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人比得过她”莉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不是谁都干得了她活的，就是给了同她一样多的钱也干不了。”
“的确干不了！”对方回答。“不知道老爷——”打杂女工还想往下说，但这时莉娅回过头来，看到了我，便立即用肘子顶了顶她伙伴。
“她知道了吗？”我听见那女人悄悄说。
莉娅摇了摇头，于是谈话